谷歌可能不明白，为啥我这么努力，但中国官方还是猛烈炮轰我为黄色流氓？同样的搜索机制，为啥我在别的国家都没遇到这种情况？我想谷歌的高管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语言，比如指桑骂槐这个成语。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从2006年到2009年，谷歌公司和中国政府多次交锋，积怨已深，所以，2009年12月遭到中国黑客攻击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这堆稻草里，最扎人的就是内容审查这根。
3，为什么死在中国？
应该指出，谷歌自己也有内部审查，并且外部审查在地球上是普遍存在的，任何国家都是如此。谷歌和各国政府都有沟通渠道，需要按当地法律移除不当内容。
我这里有一篇哈佛法学院论文《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
exclusions》，详细研究了德国和法国的案例，研究表明有113个网站在德国和法国被谷歌部分屏蔽，即同样的词汇，谷歌法国google.fr、谷歌德国google.de的搜索结果与谷歌美国google.com的搜索结果不一样。研究还表明，在德国和法国移除的搜索结果大多是白人民族主义（White
Nationalism）、纳粹主义、反犹太主义以及伊斯兰激进派网站，这些内容在当地是违法的。
谷歌在德国和法国可以遵守本地法律移除部分搜索内容，谷歌在中国当然也照葫芦画瓢。但是，为什么谷歌在德国、法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活着，在中国大陆就必须死呢？
此事要追根究底，就得先回答两个问题，第一，谷歌和中国政府不能达成一致的具体是那些审查要求？第二，如果谷歌最后和各国政府不能达成一致，结果又会如何。
4，分歧何在？
先看第一，审查有分歧的具体是些什么问题。很遗憾，我在中国政府方面找不到答案，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公开过哪些词汇不得搜索（或哪些内容必须删除）。其次，谷歌也没有公布它对中国政府的哪些关键词（敏感词）或者内容删除命令不开心，双方开过会、吵过架。
但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，内容审查和敏感词过滤是千真万确存在的。在论坛发帖，在微博发文，系统经常会提示“内容包含不当或违法词汇，请返回修改”，但具体是哪些词，一律无可奉告。这让网民们很抓狂。有人专门开发了一款“网络发言防和谐器”，主动检测敏感词。这类软件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大奇葩。
维基百科词条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审查词汇列表”就列出了几百个，从单字到组合词，比如：胡、刘、李、吴、温、习、贺、贾、令、计划、法拉利、锦涛、hujin、月月鸟（鹏）、泽民、太上皇、蛤蟆、康师傅、27亿、2.7B、真理部、纽约时报、阿波罗新闻、红太阳的陨落等等。谁也不知道这些词具体违反了哪一条法律。
上面这些词是截止2013年初的。应该指出，敏感词经常在变化，每个省区的敏感词也可能不一样，有时昨天的敏感词今天就不再敏感，比如令、计划、法拉利、康师傅等等，现在都可以自由搜索。我们都知道，令计划的儿子开着法拉利载着两个裸女死于车祸之后，第二天连法拉利都成了敏感词，这家意大利跑车公司当时一定非常想死。
中国大陆的敏感词数量之多，变化之莫名，让网民无所适从。比如某段时间不可搜索胡+锦涛，这勉强可以理解，但有些带“胡”的词都不准搜索，比如胡萝卜，就让人完全抓瞎了，这不是我们常吃的一种水果吗？虽然我不太喜欢青年作家韩寒，但他2010年5月有篇博客我还是赞同的：
“事实上，我一点都不怀念谷歌。谷歌就像一个姑娘，有一天她跑过来说，我要离开你。我说，不要这样亲爱的。让人伤心的是，最后她还是离开了。但是我发现，其实当我想上她的时候，我还是随时能上她。唯一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时候能从她身上搜出胡萝卜，但是现在，我问她，胡萝卜呢，她就嗖一下不见了。”
外国人看这段可能不知所云。要理解这种文字，得对中国大陆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”的网络审查有深刻理解才行。莫名其妙的东西看多了，也许你会问，这些敏感词和内容审查令到底从何而来？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它们可能来自新闻办、网宣办，或者中宣办，任何政府机构都有可能，唯独没有来自法庭判决的。它们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自行决定，以行政命令甚至口头通知的形式下达，完全的黑箱操作，不予解释。本文附件有篇文章，《审查机器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互联网》，叙述了他作为网站负责人的时候，半夜接到河北省新闻办公室的电话，要求立即删除某网页。
谷歌是一家典型的美国公司，凡事讲法律，不行还得申诉，在中国这样一个黑箱操作的网络审查环境下水土不服，与中国政府冲突不断，最后彻底翻脸，应该可以理解吧。
5，不作恶？
2014年9月，事隔近5年之后，前谷歌CEO施密特（Eric Schmidt）出版了一本书《How Google
Works》，其中一章回顾了谷歌撤出中国的决策过程。施密特力主谷歌进入中国，但谷歌的创始人之一布林（Sergey Brin）则反对，他是从前苏联移民美国的，一向反感“作恶”的独裁国家。可以说，谷歌做中国的搜索业务本来就是半推半就的。
2009年12月，谷歌发现遭到不一样的黑客攻击。这批黑客除了想获取谷歌内网代码，还试图检查特定的Gmail邮箱（这些用户主要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）。到2010年1月10日下午四点，布林进行了最后技术分析，确认黑客来自中国无误，怒而翻脸。在谷歌总部，很多人都站在布林一边，他们相信有朝一日中国会改变，到那时再说。施密特最后建议投票表决。
晚上九点，结论已经形成。第二天，谷歌发表正式文告。公布之后，谷歌的北京办公室接到了好几个官方的电话，问这是不是开玩笑，没有其他公司这样做过，他们要离开也是悄悄的。
是的，中国的网络封锁有一个主要特征：悄悄地搞，从来没有任何官方公告。屏蔽谷歌这么大的事，即便不新闻联播，怎么着也该在报上登个启示吧？中国政府此种行为就好像半夜把桥炸了却不在桥头立个告示，相当缺德。
关于“作恶”一词说明一下，谷歌当然是商业公司，但这个公司也不完全金钱至上，它有一条著名的“不作恶”原则，源自该公司两位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开募股时发表的一封信，后来被称为《不作恶宣言》：
“不要作恶。我们坚信，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，即使我们放弃一些短期收益，但从长远来看，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。”（Don't be evil.
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,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— by
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
short term gains）
所以，谷歌最后决定放弃中国业务，损失每年几十亿的收入，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重返中国（只要中国现政府还在台）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谷歌认为中国政府某些审查和屏蔽令是“作恶”？这问题实际上又绕回去了：哪些关键词和内容屏蔽算“作恶”？此问题我们刚讨论过，虽然无法得到官方证实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很多敏感词和内容删除都与中国政府的高级公务员有关，尤其与他们的负面新闻相关。
一般来说，中国的高级公务员是不能骂的（副省级或后补中央委员一般就不能碰了，级别越高，越不能碰），也不能曝光他们的家产，他们的丑闻更是不可报导，否则立马屏蔽。当然，如果该官员已被抓捕，则另当别论。令、计划、法拉利以及康师傅等以前的敏感词都是如此。
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是完全相反的。在日本，很多报纸专门以曝光各级官僚来吸引眼球，如果能搞到首相的独家丑闻，该报就可能发财。在英国，媒体为了搞材料甚至不惜钓鱼采访议员。在美国，你可以随意骂总统或任何官员（除了不能以死亡威胁）。并且，你骂的官员级别越高，言辞的自由度反而更大。
举个例子，2009年2月，《纽约邮报》刊登漫画，以黑猩猩暗讽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，白宫最后也只是谴责它搞种族歧视，该报并没有受到屏蔽或者停业整顿之类的处理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骂普通美国黑人为黑猩猩，很可能会被告上法庭，赔上百万，还可能坐牢，因为种族歧视在美国是违法的。
谷歌作为一家典型的西方公司，它认为监督政府官员是新闻界乃至任何公民的基本职责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地球通用原则，哪里知道中国就不吃这一套呢。
6，公开与透明
也许是吸取了在中国的教训，从2009年开始，谷歌每年都发布《谷歌透明度报告》，公布各国政府要求屏蔽和删除内容的请求次数，并把收到的政府请求和法院命令逐一公布：
各国政府要求移除内容的次数汇总（不含中国），谷歌透明度报告
(责任编辑：威展小王)
